【破除党文化】从延安整风到青年失业：“都怪你自己”背后的党文化

夜里11点，出租屋的灯还亮着。手机屏幕上，招聘软件一页页往下滑，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。母亲来电：“隔壁家的孩子怎么就找到工作了？你是不是没上心？”他应了几声，挂掉电话，盯着天花板。心里冒出的不是“这世道怎么了”，而是“是我不行”。

这样的夜晚，今天不知有多少大陆年轻人正在经历。

一名大陆年轻人写道：“在中国，老百姓必须幸福，国家必须伟大，一切必须遥遥领先，制度完全优越。如果你过得不行，那一定是你个体的问题，而不是体制的问题。”找不到工作，是自己不够努力；买不起房，是自己能力不足；想歇一歇，都觉得对不起父母和国家。

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原因本来很多：经济环境、具体政策、他人的作为，也有个人的努力与性格。今天中国的外部因素尤其沉重，人与人互害，竞争日益激烈，背后是数十年唯物主义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塑造。然而，“党伟大光荣正确”、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”早被放在不许讨论的位置。体制责任一开始就被排除，“怪你自己”便成了唯一答案。只要不敢碰那个前提，刀口最后只能对准自己。

被拿走的那把尺子

凭什么党永远不会错，而你永远可能错？答案藏在《九评共产党》讲述延安整风的一段话里。整风要求干部写“党性检讨”，检查是否计较个人利益、是否对革命动摇，甚至是否怕死、想家、想老婆。书中指出：“因为没有客观标准，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。”

没有客观标准，正是解开这个心结的钥匙。

中华传统文化本有衡量善恶的客观标准：仁义礼智信、天理良心。这把尺子不归任何人私有，既量百姓，也量帝王。古人称帝王为“天子”，意在说明权力来自上天，也受上天约束。帝王若失德，上天便会另择有德者。这不是说古代帝王都肯接受约束，而是说帝王之上仍有天理，权力不能成为善恶的最后标准。

中共的党性，却把这把尺子拿走：不能杀人，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；应孝敬父母，但阶级敌人的父母除外；仁义礼智信，党不需要时也可除外。善恶没有定准，标准随党的需要移动。尺子握在党手里，党自然永远正确；普通人无论怎么做，都可以“被发现有问题”。

仁慈被定成罪过

在传统中，“仁”是做人的根本；到了中共这里，仁慈却成了“没有党性”、“立场不稳”、“敌我不分”。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送礼，不能温良恭俭让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”。对挨斗的邻居心生不忍，是立场有问题；对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留有亲情，是划不清界限。

一个人若把这套颠倒的标准当成真理，用来检查自己，只会得出更歪的结论：我过得不好，是因为心太软、斗争精神不够、还守着底线。于是有人学“狼性”、学厚黑，告诉自己“不狠站不稳”。照着歪尺子改，人只会越改越狠，欲望无止境，彼此提防，夫妻反目、父子成仇。

运动虽然过去，那份冷酷仍在。一个人遇到难处，换来的常是一句“谁让你不争气”。次数多了，人便抢先骂自己：“是我不好。”这听似认错，其实是一层保护壳：我已骂过自己，你们别再骂了。在同情稀缺的地方，自责成了最后一点体面。

朕躬无罪，罪在万方

延安整风时，一位老干部在逼供下违心编造谎言，因连累同志而举枪自尽，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。审查者走进来说：“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。党的政策是宽大的。”被冤枉、被逼上绝路的人，最后的“出路”竟是承认自己错了；党犯的错，却总有人代背，党本身永远无错。

这种归责方式并未随整风结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，数千万工人下岗。干了半辈子的老师傅领一点买断工龄的钱便被打发回家。1999年春晚，黄宏在小品中说：“咱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！”政策造成的大规模失业，被包装成工人的觉悟；丢了饭碗的人，还得替让他失去饭碗的一方着想。

今天轮到年轻人。2023年，年轻人自嘲学历是脱不下的“孔乙己长衫”。央视网要求他们放下架子到基层劳动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号召涵养“自找苦吃”的精气神。同年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21.3%，国家统计局随后暂停发布，称统计方法需要完善。网友说：“数据不好，那就没有数据。”失业率高到不能公布，结论却是“年轻人不肯吃苦”。数据可以暂停，“怪你自己”从不暂停。

责任本该往上走，而不是往下推

在正常社会，责任应往上走，不是往下推。相传商汤即位之初，天下大旱多年。他剪发披茅，到桑林祈雨：“我一人有罪，不要牵连万民；万民有罪，罪责都在我一人。”《论语》所载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，说的正是这种担当。《左传》评道：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

西方也把承担责任视为领导者的品格。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，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威尔预先写下失败声明：陆海空军已尽到勇气和职责所能做到的一切，“如果这次行动有任何过失或责任，全部由我一人承担。”他在胜负未卜时，先把失败写在自己名下，把勇敢留给士兵。

1970年，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跪下。纳粹罪行与这位反纳粹者个人无关，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替国家认罪。他后来说，站在德国历史的深渊边，背负数百万受害者的重压，他做了语言无能为力时人所能做的事。

一个无罪的人替国家认罪，一位统帅预先承担失败。中共却倒过来：“朕躬无罪，罪在万方”。工人下岗是觉悟不够，青年失业是吃不了苦；至于大饥荒中死去的数千万人、六四倒在长安街上的学生，以及难以计数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，中共至今没有向人民道过一次歉。

怪完自己，还有路可走

西方人过得不顺，也会怪自己。桑德尔在《精英的傲慢》中批评：越相信成败全凭个人，失败者越容易自卑自责。但他们怪完自己，还有其它路可走。

工厂裁员，工人可以找工会、游行，或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反对党；失业者依法申请救济，不必视为施舍；教会、邻里和慈善机构提供帮助，求助并不羞耻。在基督教传统中，人的尊严来自上帝，不取决于赚多少钱。一个失败的人走进教堂，仍是被接纳的人。

这些路在大陆几乎都被堵死：批评体制要付代价，求助常换来冷眼，天上的尺子又被拿走，只剩自责。因此，“过得不好怪自己”并非中国人天生爱自责，而是体制责任被排除后，唯一获准的出路。

一个把所有不幸都归咎自己的人，是体制最省心的臣民：不必警察看管，他已经管住自己，连抱怨都觉羞耻。过去叫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、“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”，今天换成“别内耗，多努力”。

把尺子交付天理

中国古人从不只以成败论人。孔子困于陈蔡，断粮七日，子路问：“君子也会穷困到这一步吗？”孔子答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君子也会困顿，关键是仍守住操守。颜回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，却不改其乐，孔子赞他“贤哉回也”。

《淮南子》塞翁失马的故事也说明，得失祸福会转化，不必因一时得失而狂喜或绝望。知足、敬天、知命、顺其自然，不是消极，而是把衡量人生的尺子交付天理，不交给随时变脸的政党。尺子在天上，人才能心安；心安，家庭才能和睦，子孙才能平顺。这是祖先留下的生存之道，也是中共享斗争哲学斩断的东西。

你不必再替它认错

再回到那间出租屋。那个盯着天花板说“是我不行”的年轻人，其实一点也不懒。他白天面试，晚上改简历，省钱寄回家，过年不敢回去，怕亲戚问工作。他的努力和辛苦都是真的，不该再被加上一句“都怪你自己”。

我们不关心中国将来实行哪种政治制度，我们在乎的是人，是人心里那把被拿走的尺子能否找回。第一步，就是不再认同“党永远正确”的前提。

一个人只要还挂在这个组织名下，哪怕只在少年时戴过红领巾、入过团、宣过誓，名义上仍站在“党永远正确”这个前提的一边。退出党、团、队，就是撤回这份认同，把判断是非的权利交给良知。如今已有4亿6700多万中国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不再把名字留在那个永远不认错，却让你一生认错的组织名下。

从那一刻起，你不必再替不属于你的错而认错。你只需做回一个有良知、有底线、心中有天的人。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最好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