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走国民一半财富换来大骚乱 法国“平等”账本的真相

10月17日傍晚六时许，法国中西部城市利摩日，一群蒙面暴徒先烧毁了停在门前的市政警车，接着砸破窗户，闯进市政厅纵火。这座1879年动工，1883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落成，1975年列为国家历史文物的建筑，在夜色中燃烧到天明。

屋顶大半烧毁，四十多米高的钟楼在火中坍塌。上维埃纳省省长与利摩日市长当晚表示，市政厅已“在很大程度上毁了”。当地人站在广场上看着大火，又愤怒又茫然。

同一天，马赛的暴徒冲进市政厅，洗劫商店，多次试图攻入警察局。里昂的旅游服务中心被纵火，消防员被挡在外面无法救火。亚维农的暴徒闯进省政府大院，格勒诺布尔的市政厅也遭到破坏。巴黎共和国广场上，汽车在燃烧。

据法国内政部统计，当天全国约有55万人上街，工会和组织者则称有80万人。内政部长努涅斯（Laurent Nuñez）18日表示，事件中被捕者约1800人，19日又说已超过2000人。受伤的警察、宪兵和消防员超过500人。圣艾蒂安一名17岁少年被警方的手榴弹炸掉一只手。

这场风暴并非一天酿成。9月17日，巴黎北郊贫困地区的高中生因教师短缺和校舍破旧走上街头，此后一个月，学校被纵火，数千人被捕，数百人受伤。到了10月，黄背心团体以“黄与青”为号召，把学生、工会、农民、教师和退休者汇合在一起。

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：生活太贵。组织者已宣布10月24日举行“第二幕”。距离法国总统大选，只剩六个月。

利摩日市政厅不是第一次被人群冲击。1871年4月4日，受巴黎公社鼓舞，一群革命国民自卫军冲进了这座市政厅的前身和省政府，要求在利摩日也建立“公社”。同一年5月24日，巴黎公社社员在败退前亲手点火，烧毁了巴黎市政厅。利摩日市政厅的建筑师，正是仿照巴黎市政厅的样子设计了它。

155年后，这两座市政厅，以同一种方式连在了一起。

两种解释都绕开了真正的问题

骚乱之后，法国舆论给出了两种解释。

右翼说，是移民毁了法国。郊区的少年，蒙面的暴徒，被说成是外来的人群，法国的问题，就是他们的问题。

学者说，这是一场“结构性危机”：中东战争推高了油价和物价，全球化掏空了产业，代议制失去了信任，福利国家走到了财政的极限。这份病情清单面面俱到，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。

前一种解释找到了一个替罪的群体，后一种解释开出了一份谁也不必负责的清单。但两种解释都绕开了一个最简单，也最刺眼的问题：一个税收全欧最高，福利全欧最厚的国家，为什么人人都觉得自己吃了亏，而且愤怒到要烧掉自己的市政厅？

如果问题只是钱，那么法国人手里的钱，国家替他们分出去的钱，都比欧洲大多数国家要多。如果问题只是不平等，那么法国的再分配力度，在全世界也数一数二。钱给得越多，怨气越大；分配得越均，火烧得越旺。答案显然不在法国的钱包里，而在法国人的头脑里。

国家越“均” 怨气愈深

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字，2025年法国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高达1兆7142亿欧元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.3%。其中光是社会福利给付就有7710亿欧元。税收与社会缴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.6%。

即便如此，财政赤字仍达1525亿欧元，占5.1%；公共债务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15.7%，在欧盟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。到今年第一季度，债务又攀升到117.5%。

换句话说，法国国家拿走了国民每年创造财富的一半以上，再按“平等”的标准分下去，分完还不够，又借了一笔子孙的钱接着分。结果是全国上街高喊“生活太贵”。

这不是政策执行出了偏差，而是理念本身的必然。

共产主义的经济陷阱，用高税收是把私人财产强制收归国家，实质上是渐进地废除私有财产；高福利则是不讲暴力革命的变相共产主义。它不需要没收工厂，不需要枪毙地主，只需要一年一年提高税率，一项一项增加补贴，私有财产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国家吞掉，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养成。

共产主义以“恨”为原动力，恨与妒嫉相连，妒嫉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，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，比自己富有。这种心态一旦被国家制度化，就会变成一台永动的怨气制造机。

法国人对此并不陌生，他们只是不愿承认。

190年前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，就写下了一个被后人称为“托克维尔悖论”的观察：当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状态时，再大的差距也不引人注目；当一切都被拉得差不多平时，最小的差距也会刺痛人的眼睛。追求平等的激情，越被满足，就越难满足。

法国这几十年的历史，就是这个悖论的现场演示。

1981年，密特朗上台，把大银行和大工业集团收归国有，大幅扩张公共开支，承诺“改变生活”。两年之后，资本外逃，法郎三度贬值，政府被迫转向紧缩。2012年，奥朗德推出对百万欧元以上收入征收75%的“超级税”，演员德帕迪约愤而迁居比利时，随后又取得了俄罗斯国籍。“超级税”政策只实施了两年，收上来的钱微不足道，却赶走了一批创业者和高收入者，2015年黯然废止。存在了几十年的“财富税”，同样被证明是驱赶资本的机器，2018年被改为只针对房地产。

每一次“劫富”，富人都走了，穷人却并没有因此富起来。账单最后落在谁身上？落在留下来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身上，落在年轻人身上。

国家许诺“平等”，就等于许诺了一样永远兑现不了的东西。人与人本来就不齐，能力不齐，勤惰不齐，境遇不齐。国家拉得越用力，人就越盯着别人比自己多拿了什么；国家给得越多，人就越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。“感恩”被“权利”取代，“自立”被“依赖”取代，“满足”被“比较”取代。法国人的怨气，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被“平等”喂大的。

讽刺的是，这次冲在最前面的，是高中生和大学生。他们抗议教室破旧，老师太少，抗议生活太贵，要求国家给得更多。但那笔超过3.5兆欧元的公共债务，最终要由他们这一代人来还。他们向国家要的每一分钱，都是从自己将来的口袋里预支的。

斗争哲学：把怨气点成火

怨气本身不会放火。点火，需要一套思想。

“共产主义”这个词，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流行起来的。1871年，巴黎公社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政权。公社存在的72天里，宣布政教分离，没收教会财产，扣押人质。在被政府军攻破之前的最后几天，公社枪杀了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（Georges Darboy）和多名教士，纵火焚烧杜乐丽宫，司法宫和巴黎市政厅，数百年积累的档案和文物付之一炬。

很多学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，把巴黎公社视为共产党暴力基因的源头之一。

马克思却在《法兰西内战》中把公社奉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样板，称赞其“英勇”。据说，1918年列宁的政权存活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72天时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雪地里跳起舞来。此后一百多年，从苏联到中国，从柬埔寨到古巴，共产党人都把巴黎公社当作祖宗来供奉。

这套思想在法国本土，也从未断线。

法国总工会长期与法国共产党一体，历任领导人多为法共骨干。1968年5月，巴黎学生筑起街垒，萨特等知识分子公开为毛派站台，把《毛主席语录》当成时髦读物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法国大学的人文社科教室，一直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镇之一，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，从“权力批判”到“身份政治”，换的是名词，不变的是那个“压迫者与被压迫者”的框架。

今年9月，黄背心复出的呼声刚在网上出现，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，总统候选人鲁塞尔（Fabien Roussel）就公开表态，号召“从现在起在环岛，在企业发起最广泛的动员”，并表示如果法国人起来反抗，他完全理解，并会站在他们一边。2018年黄背心运动时，他也曾向黄背心喊话，呼吁与工会“汇合”，结成“统一战线”。法国总工会这次同样发出号召，要求“提高工资和退休金，降低物价”。

当然，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，巴黎的主游行也没有发生重大事件。抗议者把暴力归咎于少数极左无政府分子和职业破坏者，利摩日市长也说，是约一千名“极左，无政府主义者和打手”失控了。

但问题恰恰在这里。

斗争哲学的公式很简单：把社会切成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，把一切不如意归咎于“他们”，再以正义之名对“他们”动手。老板、富人、政府、警察、商店、市政厅，都可以成为“他们”。路透社记者在巴黎看到，一群人朝游行起点走去，一路高喊“所有警察都是混蛋”。

当一场运动的语言本身就是“斗争”，当“愤怒”被当作美德来歌颂，砸窗和纵火就不是意外，而是这套语言的延伸。少数人点火，多数人理解，舆论辩护，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一贯的分工。

《九评共产党》认为，共产党是邪灵。邪灵要做的，是让人恨，让人斗，让人在恨与斗中失去良知，最终毁掉人自己。被恨点燃的人，烧的是市政厅，毁的却是自己的家园。利摩日人一觉醒来，失去的是陪伴了他们一百四十多年的城市地标，而不是哪个“权贵”的财产。

移民不是病根 是被思想利用的工具

右翼把帐算在移民头上，却很少有人追问：大规模移民是谁推动的，又为了什么？

移民自古就有，正常的移民带来交流与活力；但被刻意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潮另有目的：淡化民族意识，削弱国家维护传统和秩序的能力，挑起宗教与族群矛盾，并把立足未稳的新移民变成左派政党的票仓。

法国郊区的困境，正是一面镜子。这次学生抗议的起点，就是巴黎北郊那些贫困的高中。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被引进来，却没有被引进共和国的法律、语言和传统；他们被当作选票，被安置在福利体系的边缘，被告知自己是“受压迫者”。第二代、第三代在法国出生，拿着法国护照，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。他们既回不去父辈的故乡，又融不进法国的历史，最容易被“斗争”的语言点燃。

而另一边，失去了宗教信仰，失去了家庭纽带，失去了民族认同的本地法国人，同样是被连根拔起的一群。他们不再相信教会，不再相信国家，只相信自己被亏待了。

被连根拔起的移民，与失去共同认同的本地人，都是这套政治的牺牲品。把矛头对准移民本人，只不过是斗争哲学换了一个敌人，从“阶级敌人”换成“种族敌人”，换汤不换药。真正需要清算的，是那套让人离土断根，让人互相仇视的思想。

中国人已走过这条路并看见尽头

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、“均贫富”、“干多干少一个样”，这些口号，中国人再熟悉不过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共以“土地改革”之名，煽动农民斗地主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打死，被逼死。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，没几年又被“合作化”收了回去，再被“人民公社”彻底收归“集体”。私有财产没有了，吃饭也要进公共食堂。结果不是“共同富裕”，而是三年大饥荒，数千万人活活饿死。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。红卫兵以“破四旧”之名砸庙宇、烧古籍、毁文物。那年冬天，一群红卫兵冲进曲阜，砸毁孔庙，刨开孔林，把两千多年的祖宗之地捣成废墟。他们和今天烧市政厅的人一样，相信自己在“反抗压迫”，相信旧的东西都该被烧掉。

被烧掉的，从来不只是一座建筑，而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敬畏，对祖先的感恩，对秩序的珍惜。一个不再敬畏历史的民族，什么都敢烧；一个什么都敢烧的民族，最后连自己都保不住。

法国走的是一条平缓得多的坡，没有土改，没有公社，没有文革，只有税单、法令和街头运动。但方向是一致的：用国家的强制力追求结果平等，用斗争的语言动员群众，用“进步”的名义拆掉传统。坡缓，只是滑得慢一些。

今天的中共，也没有放弃这套东西。2021年它重提“共同富裕”，随即打压民营企业，整顿“资本无序扩张”，结果是投资撤离，青年失业，社会更穷，怨气更重。中共把共产主义的邪恶发挥到了极致，也就给世界展示了一个最完整的样板：从煽动仇恨开始，以夺人财产为手段，以摧毁信仰和传统为代价，最后换来的是贫穷、恐惧和谎言。

两千多年前，农家许行主张市场上同类货物一律同价。孟子驳斥道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……比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”万物本来就不整齐，这是事物的本性，硬要把它们拉成一样，就是扰乱天下。

今天法国街头的火，就是“比而同之”的代价。

出路：回归传统、家庭与自愿的慈善

法国的出路在哪里？不在下一份更慷慨的预算。国家再加税，再加补贴，只会喂大更多的依赖和怨气，把更大的债务留给下一代。

也不在更多的防暴警察。镇压只能压住一时的火势，压不住人心里的火种。

法国人其实不必往远处找答案。答案就在他们自己的历史里。

2019年4月，巴黎圣母院失火，尖塔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倒塌。那一刻，无论左派右派，无论信教与否，法国人都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烧掉了。随后几天，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私人捐款就超过了八亿欧元。五年之后，圣母院重新开放。

修复它的，不是国家的再分配，而是千千万万个人自愿拿出的财富，是工匠们世代相传的手艺，是人们心中对神圣的敬意。

这才是法国真正的底蕴：基督信仰教人爱邻如己，而不是恨邻如仇；传统的家庭教人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向国家伸手；工匠的精神教人勤劳自立，而不是坐等分配；骑士的传统教人守信重义，而不是以“正义”之名放火。法国历史上的慈善，从来不是靠国家强制完成的，而是靠教会、家庭和小区自发完成的。

这种慈善让施者谦卑，让受者感恩。而国家的强制分配，恰恰让施者怨恨，让受者理直气壮。

利摩日这座城市，几百年来以瓷器和珐琅闻名于世。一件好的瓷器，要经过选土，拉坯、上釉、烧制，每一道工序都要有耐心和敬畏。一个社会也是一样。它是几十代人一点一点烧制出来的，砸碎它只要一瞬间，要重新烧制，却要几代人。

结语：中国人更有资格指出这条归路

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向世界许诺了“自由，平等，博爱”。1871年，巴黎公社把“平等”变成了火；155年后，福利国家把“平等”变成了债，又把债变成了火。

法国真正需要告别的，不是哪一位总统，哪一个政党，而是那套相信国家可以把人拉平，相信仇恨可以换来公正，相信暴力可以建成天堂的思想。

这句话，中国人比法国人更有资格说。

法国人是在不知不觉中吸进这套思想的，而中国人却是被它从头到脚灌注过的。“阶级斗争”、“均贫富”、“仇富”、“斗争到底”，这些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词，至今仍在许多人的脑子里，说话的口气里，看待他人的眼光里。人离开了中国，这套思想并不会自动留在海关。

2004年，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，把共产党的来历与本质摆在了世人面前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一个简单的举动，与它划清界限：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）。

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，截至2026年10月20日，这一数字已超过4亿6766万，相当于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选择“三退”。在中共的严密封锁和高压之下，4亿多人用自己的良知做出了选择，这是给整个世界的示范。

“三退”，退的不只是一个组织，更是一种思维：不再把他人看成敌人，不再用仇恨衡量公正，不再相信靠强制可以造出天堂。退出之后，要回到哪里去？回到敬天敬神的信仰，回到父慈子孝的家庭，回到仁义礼智信的道德，回到五千年的民族传统。这是中国人的归路，也是法国人的归路，更是整个人类的归路。

法国的火，中国人在远处看着。但看清这把火从哪里来，比看热闹更要紧。把那套思想从自己心里清出去，才算真正站在了火的外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