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谁强谁站着、谁弱谁趴下”——党文化偷换中国人的“跪”

上海，11月的一个深夜。马路中央停着一辆挂满外卖袋的电动车，车主戴着粉色头盔，跪在车旁，一下一下地磕头。交警把他扶起来，他又跪下去；再扶，再跪。据网上流传的说法，他哭着哀求：“我就是干活的，我求您了，高抬贵手吧，我已经在底层活不下去了。”

这样的画面，在今天的中国并不罕见：跪警察，跪官员，跪政府大门，跪银行柜台，甚至跪在镜头前求老板赏一份工作。

有人说这是中国人骨头软，是几千年的奴性。这话说错了。中华文化里的跪，从来不是用来乞讨的，更不是强者踩在弱者头上的凭据。今天这一跪之所以令人心酸，是因为跪的内涵被偷换了，跪的对象也被偷换了。偷换它的，是共产党的党文化。

跪的本义：谦卑、自省与礼让

唐代以前，中国人大多席地而坐，双膝着地，臀压脚跟。挺直腰身就是跪，俯身向前就是拜。这是日常的礼，其中并无卑贱之意。礼有来有往，《晋书·礼志》记西晋元会，藩王公卿上殿行礼，“皇帝兴，王再拜”，受礼的天子要先起身，以礼相还。

跪，首先是向内的。人跪下去，是把自己放低，承认自己有过失，表示不与人争。战国时，赵国老将廉颇曾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，后来得知相如处处避让是为了国家，羞愧难当，于是肉袒负荆，登门谢罪。这一低头并不丢人，千古传为美谈，因为那是一个人战胜了自己的骄傲。

古人讲天人合一，敬天知命。人之所以肯低头，是因为知道头顶有天，知道敬畏。所以下至平民百姓，上至天子贵人，人人都跪。相传商汤时天下大旱，汤剪发断爪，以己身为牺牲，在桑林中向上天祷告：“余一人有罪，无及万夫；万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”汉文帝二年，天现日食，文帝下诏自责：“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则天示之以菑。”他检讨自己的过失，并请天下举荐敢于直言的人。

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跪得最深。孟子引《尚书·泰誓》说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上天借百姓的眼睛看，借百姓的耳朵听。天子先向天低头认罪，才配受万民一拜。百姓跪在公堂之下，那一跪也不停在知县身上，它穿过官府，穿过朝廷，一直抵达上天，心里求的是天理与公道。

敬天者不跪权

正因为跪是献给天地神明的，所以真正敬天的人，对强权和利禄反而跪不下去。

东晋陶渊明任彭泽令，郡里派督邮来巡视，属吏提醒他应当束带迎见。他叹道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当日解印辞官，归去田园。中国人说“男儿膝下有黄金”，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讲的就是这份分寸。

西方也有同样的故事。《圣经·但以理书》记载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尊金像，下令乐声一响，万民都要俯伏敬拜，违者扔进烈火的窑中。三个犹太青年沙得拉、米煞、埃布尔尼歌拒不下拜。他们对王说，我们所事奉的神能救我们；即或不然，我们也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三人被捆着扔进火窑，却在火中行走，毫发无伤。

东方与西方，道理是相通的。膝盖只能给神下跪，不能给金像下跪。人敬畏了天，就不必畏惧人间的权势，这正是人的尊严的来处。

这份尊严，古人还把它写进了律令。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先后出土的“王杖简”，抄录着西汉的诏令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，由朝廷授予杖头刻着鸠鸟的王杖，待遇比照六百石官员，进出官府不必趋行；“吏民有敢殴辱者，逆不道，弃市”。简上还记着一桩判例：汉成帝河平元年，汝南郡西陵县一个叫吴赏的游徼，指使手下殴打了持杖的老人。游徼是乡里巡查缉盗的小吏，相当于今天的基层警察。案子报到廷尉，批覆很干脆：罪名明白，赏当“弃市”（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暴尸示众）。

在一个头上有“天”的秩序里，连一位乡间老人都有不容侵犯的体面。

砍掉了天，跪只剩强弱

中共建政之后，一步一步把这个“天”砍掉了。它自称无神论政党，砸寺庙，破四旧，批孔子，把敬天、敬神、敬祖宗统统打成“封建迷信”。“天”被拉了下来，它自己坐了上去。

斗争哲学取代了敬天知命，跪的含义也跟着变了。文革的批斗会上，教师、学者、老干部被按着头跪在台上，跪在碎玻璃上，跪在自己学生的面前。这种跪与谦卑、忏悔都无关，它只表示一件事：我的势力比你大，你就得跪下说话。

几十年党文化浸染下来，这套逻辑渗进了整个社会。在一个没有天理、只认强弱的世界里，人们拼命追求发财、出名、有权有势，图的往往不是安身立命，而是不必再向别人下跪，最好还能让别人向自己下跪。受跪成了专横跋扈者的享受。官员入党宣誓，誓词里没有天，没有神，只有党；他们的前程系于上级，考核看的是“维稳”。跪在面前的百姓，在他们眼里只是待处置的“不稳定因素”。

2016年7月13日，北京长安街边，十几位访民撒传单伸冤，随即被抓。据在场访民讲述，三位女访民被按倒在地，勒令下跪，其中一位说：死也不跪。

两千年前，打了老人的小吏被判“弃市”重刑；两千年后，执法的人按着伸冤者的头逼她跪下。

跪错了，魂也丢了

更可悲的是，跪下去的人，往往也接受了这套党文化。

古人下跪，是因为自省，因为敬畏。今天许多人下跪，是出于对强权的恐惧，是势力悬殊之下的偷生之计，是为了免一张罚单、讨一点好处、换一时安逸。跪的人心里没有忏悔，受跪的人心里没有怜悯，双方都默认同一条规矩：谁强谁站着，谁弱谁趴下。这是痞子式的受跪，是物欲与恐惧的下跪，谦卑没有了，尊严没有了，人人在上天面前的平等也被淡忘了。

2026年1月22日，湖南长沙。一个背着行李的年轻人跪在一家酒店门口，对着手机镜头磕头，只求企业家们给他一份双休、每天八小时的工作。可是每天八小时，本是《劳动法》写明的权利；双休，国务院早在1995年就有规定。本该挺直腰杆去要的东西，他却要跪着去求。

人是神造的生命，跪拜本是人把最谦卑的一面献给神明的方式。当秩序的顶端不再是天，而是一个仇视神、否定神的共产邪灵，这一跪就落在了它的身上。邪灵靠人怕它、求它而存在，每一次这样的下跪，都是一次承认：你是我的主宰，我的生死由你定夺。所以越跪，越不被当人看。另一段视频里，一个骑手伏地叩头，用膝盖一步一步挪到车旁，几名交警站在一边，罚单照写不误。

一个正常人看见别人向自己下跪，会不安，会伸手去扶。只有人心被另一种东西占据了，才会对脚边的人视而不见。

下跪的对象错了，自己的灵魂也就丢了。

站起来！找回尊严

长萨那段视频下面，陌生人的弹幕一条接一条飘过：“站起来。”“不许跪。”

这或许是这些年里，中国人对彼此说过的最有分量的话。

1912年，民国肇建，南京临时政府通令，连祭孔这样隆重的典礼，都“除去拜跪之礼，改行三鞠躬”。一百多年后，中国人的膝盖却又弯了下去。原因不在中国人天生没有骨气，而在于党文化教人忘了天，忘了自己是谁。

要跪，就去跪天地，跪神佛，跪祖先，跪父母。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根，跪下去，人离神更近，得到的是上天的眷顾与怜悯。

对一个砍掉了天、自己坐上神位的政党，中国人应当站起来。找回尊严，向党文化说“不”，向共产党说“不”，从心里把它撵下那个本不属于它的位置。声明退出它的党、团、队，就是站起来的第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