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是心非——中共把说谎训练成生存本能

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，大概都写过这样一篇作文：放学路上捡到一个钱包，交给了警察叔叔；或者扶一位老奶奶过了马路。其实谁也没捡过钱包，谁也没扶过老奶奶，可老师要的就是这样的“好人好事”，于是全班几十个孩子，交上来几十个大同小异的故事。没有人觉得这是撒谎，大家只觉得这是“会写作文”，这是很多中国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的“两面课”。

这只是开始。上级来检查之前，老师会叮嘱孩子：问你每周上几节体育课，就说三节；问你作业多不多，就说不多。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：大人要听的，和真实发生的，是两回事；说出大人想听的话，才是“懂事”。七、八岁戴上红领巾，举起拳头宣誓，誓词里的话，没有几个孩子真懂，却人人背得滚瓜烂熟。

这堂“两面课”，就这样从幼儿园一路上到了大学，上到了工作单位，上到了主席台。等这些孩子长大，有人成了官员，便有了那句在海外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反美是工作，赴美是生活。”台上骂美国骂得声色俱厉，台下把子女送往美国置业安家；台上讲廉洁讲得正气凛然，转身便收受贿赂。原云南省长李嘉廷，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，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，落马之前，哪一个不是反腐报告做得最漂亮的人？

中共统治77年，最深的破坏，不在山河，而在人心。它把“说一套做一套”变成了一门从小就要修的功课，让说假话不再令人羞耻，反而成了“成熟”和“会做人”的标志。一个民族的孩子，如果从懂事起就学会了心口不一，这个民族的未来，还能托付给谁？

当谎言成了国策

在中国，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。在私下场合，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，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，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。表里不一，不是某个官员的个人毛病，而是中共组织对每个成员的基本要求。

谎言一旦成为国策，代价便由整个民族来付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各地争相“放卫星”，报纸上“亩产万斤”的捷报一个比一个响亮，粮食被按虚报的数字征走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，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。1989年“六四”屠杀之后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面对中外记者，面不改色地说：“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。”

当上面的人说谎不脸红，下面的人造假便不心虚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，不法商人为了让蛋白质检测“达标”，往奶粉里掺入三聚氰胺。据官方通报，近30万名婴幼儿因此患病，至少6名婴儿死亡。那些奶粉，是喂给天下父母最宝贝的孩子。造假的人，自己也有儿女；可在一个谎言无所不在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在“随大流”，却不知道自己造假下的黑心食品，最终会落到谁家孩子的碗里。

这就是党文化最可怕的地方：它让人对欺骗麻木，而麻木的尽头，是对生命的冷漠。

烽火戏诸侯：失信的代价

中国历史上，最著名的一个谎言，或许是“烽火戏诸侯”。西周末年，周幽王宠爱褒姒，褒姒不爱笑，幽王便命人点燃烽火台。烽火是告急的信号，四方诸侯以为京城有难，率兵星夜赶来，到了才发现并无敌情，狼狈而归。褒姒见状，终于笑了。幽王大喜，此后屡次点火取乐。后来犬戎真的来犯，烽火再起，却再也没有一个诸侯前来救援。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，西周就此灭亡。

一个谎言，能换来美人一笑；一再说谎，便换来国破身亡。中国古人讲这个故事，讲的不是帝王的荒唐，而是一个朴素而沉重的道理：信任一旦被透支，就再也唤不回来。孔子说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人可以没有粮食，国可以没有军队，却不能失去信用，因为信用一失，人与人之间便无所依托。

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

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，中国古人把诚实当成教育孩子的第一课。

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，孩子哭闹着要跟去，妻子随口哄他：“你回去，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。”妻子回来，见曾子正在磨刀，急忙拦住：“我不过是哄孩子罢了。”曾子说：“孩子什么都不懂，全靠看着父母学。你骗他，就是在教他骗人。”说完，真的把猪杀了。一头猪，在当时的人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，曾子却宁可舍掉，也不愿在孩子心里种下一粒谎言的种子。

东汉杨震赴任东莱太守，途经昌邑，县令王密曾受他举荐，深夜怀揣十斤黄金前来相赠，说：“夜深了，没有人知道。”杨震答道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”王密羞愧而退。杨震一生清廉，有人劝他为子孙置些产业，他说：“让后世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，这份遗产不是很丰厚吗？”此后，杨家自杨震起，四代人位居太尉，史称“四世三公”，弘农杨氏绵延数百年，成为名门望族。

这正应了《周易》那句话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中国人讲“祖上积德”，也讲“祖上造业，儿孙遭殃”。佛家更把“不妄语”列为五戒之一，认为妄语是口业，业力不会凭空消失，会随着人在六道中轮转，也会影响到身边最亲近的人。

明代袁了凡写《了凡四训》教导儿子，说人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，行善积德可以改命，造恶欺心也会折福。

古人看得很清楚：一个人说的每一句真话，都是在为子孙积福；说的每一句谎话，都是在为子孙欠债。今天有些父母，接到讲真相电话，当着孩子的面脱口否认自己入过党团队；孩子从中学到的，正是那句中共教了几代人的话：说假话才安全。当年曾子不肯骗孩子一头猪，今天的父母却在不知不觉中，把谎言当成家教传了下去。

不靠谎言生活

说假话的代价，不只落在后代身上，也落在自己心上。

1974年，苏联作家索忍尼辛在被驱逐出境前夕，写下一篇短文，题为《不靠谎言生活》。他说，暴力需要谎言来掩护，而谎言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配合；普通人无力推翻暴政，却可以做到一件事：不亲手参与谎言，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，不在自己不认同的文件上签名。他认为，这是最容易也最艰难的一步，而正是千千万万人的这一步，能让谎言失去支撑。

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《无权者的权力》中，也举过一个例子：一位蔬菜店老板，每天在橱窗里挂出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标语，他心里根本不信，挂出来只是想表示：别找我麻烦，我很听话。哈维尔说，这样“活在谎言中”，会让人一点一点交出自己的人格；而一个人只要敢说一句真话，他重新找回的，是做人的尊严。

现代科学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人一次次说小谎，大脑中负责情绪反应的杏仁核会越来越不敏感，谎越说越大，心却越来越不觉得不安。良心就像剎车系统，不用它，它会一点一点失灵。

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，最终在人们不再配合谎言的那一天崩塌了。从中国的烽火台到东欧的蔬菜店，历史反复证明：谎言看似强大，其实一碰就碎；真正支撑它的，只是人心中的恐惧。

诚实 从对自己说真话开始

党文化毁掉的，不只是几代人的诚信，更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根。要让中国的家庭重新安稳，让孩子们活得坦荡快乐，就必须认真清除这套欺骗造假的文化，回到老祖宗“诚者，天之道也”的正道上来。这不是空谈，而是每个家庭真正幸福的来源。

而这一切，都要从一个人对自己说真话开始。

“三退”——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正是这样一件事。它不需要你站上街头，不需要你向任何人公开身份，可以匿名完成。它唯一要求的，是你在心里诚实地承认：当年举起拳头发誓时，那不是我真心要走的路；我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名字，留在那份逼着几代中国人说假话的名单上。

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的统计，至今已有超过4.66亿中国人做出了这个选择。这个声明或许换不来任何物质好处，却让人在内心与谎言划清了界线，换来真正的踏实安心。

对自己诚实，是走向诚实的第一步；为自己，也为子孙，留下一份清白，这或许是今天的中国人，能给下一代最好的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