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类文明决战时刻：雅典山丘吹响号角

2026年10月7日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站在希腊雅典的普尼克斯遗址前，发表了一场26分钟的演讲。普尼克斯是一座露天的山丘，两千五百年前，雅典公民就在这里集会，辩论战争、财政与法律，用投票决定城邦的命运。人类关于人权、法治与共和的最早实践，就是从这块岩石上开始的。

这不是一篇寻常的外交讲话。它没有谈关税，没有谈军售，谈的是荣誉、尊严、主权和勇气，谈的是一个文明为什么兴起，又为什么会倒下。卢比奥的重要演讲——这是一份文明争夺战的宣言：在共产极权扩张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今天，西方第一次有人站在自己文明的源头，公开追问，我们究竟还信什么，还愿意为什么而战。

这个追问指向的，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一场较量。它不是东方与西方之争，也不只是中美之争，而是传统与极权之争，是人的尊严与消灭人类的力量之争。

山丘上的宣言

卢比奥开场讲的第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公元前480年。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攻入雅典，焚毁圣所，把卫城夷为平地。少数雅典人不肯撤离，守在卫城的岩石上，把巨石砸向入侵者，挡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好几天。随后他又讲到温泉关之战，三百名斯巴达勇士被波斯大军包围，战到最后一人。

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据险死守温泉关，血战至全员阵亡。图为《列奥尼达在温泉关》，雅各布布布·路易·戴维作，1814年。（公有领域)

这是西方最古老的叙事：自由的城邦对抗专制的帝国。在这样一个地点讲这样一个故事，含义不言自明。

他说，川普政府要夺回的，是关于政治和治国术的古典理解，不只为美国夺回，也为整个西方文明夺回。他说现在是十字路口，未来十年的决定，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。

西方是保持在世界前列，还是甘于萎缩，走向衰落和奴役，没有第三条路。他的原话是：要么现在选择行动，要么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。

“向下建造”：寄生在西方体内的幽灵

演讲最尖锐的部分，是对西方自身的诊断。卢比奥用了一个词，叫“向下建造”。他说，今天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，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，没有风险，没有失败，没有胜利的荣耀，也没有失败的羞耻。

制定标准，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输，操心最差者的舒适，多过最好者的潜能，把最杰出的东西，绑架给平均和平庸。而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是向上建造的，他们认定人生最高贵的追求，就是追求卓越。

他接着列举了一连串病症。西方人开始为自己的卓越感到羞耻，繁荣变成了内疚的来源，“民族主义”成了脏词。人们拆掉自己的纪念碑，谴责自己的历史，教孩子为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。结果是边界开放了，产业外包了，军队萎缩了，主权被一点一点交给远远超出本国人民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。

这些病症从哪里来？2018年出版的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一书，给出过一个系统的回答。该书认为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，它只是换了面孔。在东方，它以暴力夺取政权，在西方，它以渐进和渗透的方式，潜入教育、媒体、文化、法律与经济，把“绝对平等”包装成“进步”，把否定传统包装成“解放”。它的目标始终未变：切断人与自身文明、与道德、与神的联系。

把所有人拉平，把卓越视为原罪，把历史视为耻辱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逻辑。它在莫斯科和北京表现为斗地主、分田地，在西方的校园和议会里，则表现为卢比奥所说的“向下建造”。形式不同，根是一条。

Thumos：一个文明失落的血性

整篇演讲里分量最重的，是一个古希腊词：Thumos。

卢比奥把它解释为激情、力量、勇气与自豪之火，称之为伟大文明的心脏。没有它，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，奋斗的意志，生存的意志。这个词在荷马史诗中反复出现，英雄在绝境之中，会对着自己骄傲的Thumos说话。它最初形容的，是人体内血液的涌动和胸中激昂的情绪。

中文里最贴近的词，是“血性”。

他举了三个例子。苏格拉底宁死不放弃对真理的追问。三百名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战至最后一人。阿喀琉斯本可以回家度过漫长平安的一生，却选择留在特洛伊。荣耀，是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奋斗和牺牲换来的。

欧洲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照。法国的风波从9月中旬开始，最初是巴黎郊区的高中生封锁学校，抗议教师短缺、校舍破旧和教育资源不平等，随后迅速蔓延全国。到10月6日，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26万，巴黎一地就有5万多人，纵火、袭警和破坏公共设施接连发生，累计6500多人被捕，多数是未成年人。

2026年10月1日，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，警方与在古斯塔夫·艾菲尔中学外进行封锁抗议的学生对峙。（Romain Perrocheau / AFP via Getty Images）

学校的问题是真实的，但它解释不了一场学潮为什么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暴力冲突。运动最先爆发的地方，是贫困和移民人口集中的郊区，那里长期存在社会隔离和融合困难，一部分年轻人生在法国，却没有形成对法国历史、文化和国家身份的认同。

极左力量的介入和社交媒体的放大，又把一场教育抗议推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。川普总统为此发文称，这是失控的大规模移民造成的后果。

法国并不缺少激情。学生、移民群体、左派和右派，都在为各自的要求激烈抗争。它缺少的，是站在整个国家立场上的那一份意志。

Thumos不是某个群体的愤怒，更不是街头暴力，而是国民对共同历史、共同文化的认同，以及保卫它的勇气。当群体的激情越来越强，共同的国家意志越来越弱，一个社会就只剩下冲突而没有方向，有抗争，却不知道大家共同保卫的究竟是什么。

从雅典到费城：谁继承了“共和精神”？

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，一千多年里，欧洲几乎每一个强权都自称是罗马的继承人。公元800年，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为“罗马人的皇帝”。

962年，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再次加冕为“罗马皇帝”，正式开启了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，这顶皇冠从15世纪起基本落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，一直戴到1806年。

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，1472年，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东罗马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，把拜占庭的双头鹰拿来做国徽，16世纪初，俄罗斯修士提出了“莫斯科是第三罗马”之说。

德语的“凯萨”和俄语的“沙皇”，都来自同一个罗马名字。

欧洲近代文明的崛起，本身就是一次向源头的回归。“文艺复兴”四个字，复兴的正是希腊和罗马。14、15世纪的意大利人重新去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重新去看古代的雕塑与建筑，欧洲才从中世纪走出来，此后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，都是从这里接下去的。

希腊人留给后世的，不只是公民大会，还有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：相信世界存在可以被理性认识的秩序，人可以通过观察、辩论和逻辑去接近真理。

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正义，柏拉图讨论理想的国家，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与自然，现代的哲学、逻辑学、几何学和历史学，源头都在那里。

拉斐尔《雅典学院》，画面中央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立，宏伟古典建筑为背景，融合信仰、理性与对真理追求，为文艺复兴盛期精神代表作。（公有领域）

卢比奥在演讲中还提到，美国建国者读得最多，引用最多的，是为希腊罗马伟人作传的普鲁塔克。但欧洲列强的那些继承，继承的多半是罗马的皇冠，是帝国的名分，是权力的外壳。美国的建国者没有去争那顶皇冠，他们学的是共和。

参议院（Senate）一词源于拉丁语“senatus”即罗马元老院，国会山（Capitol）得名于拉丁语“Capitolium”即古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（Capitoline Hill）。汉米尔顿等人撰写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，用的笔名取自罗马共和国的一位执政官。华盛顿打完仗交出兵权，回乡务农，时人把他比作罗马的辛辛纳图斯。美国宪法诞生的城市费城（Philadelphia），名字就来自希腊语。

美国作为国家只有250年，但它承接的是一条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：从希腊继承公民参与和理性辩论，从罗马继承共和、法律与公民责任，从英国继承普通法和限制王权的传统，又以基督教信仰确立了人人在上帝面前皆有尊严，道德高于权力的观念。建国者们认真研究过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为何兴盛，又为何衰亡，才设计出分权制衡与代议制度。

卢比奥在演讲中有一句概括：伟大的美国人，诞生于雅典，成形于罗马，受洗于基督教世界，最后被带过大西洋，在新世界重生。

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百年纪念公园的核心建筑，是1:1复制版的雅典帕台农神庙。(Shutterstock)

制度的外壳可以保留很久，但支撑制度的，是个人尊严、荣誉、责任、冒险和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精神。这股精神一旦熄灭，再完备的制度也只是一具空壳。

共产主义不是东方文明 是西方生出的怪胎

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把当今的对抗描述为“东方皇权专制”与“希腊罗马共和”之争。这个说法需要修正，因为它既抬举了中共，也冤枉了中国的传统。

共产主义不是东方的产物。马克思是德国人，《共产党宣言》1848年在伦敦发表。这套学说先到俄国，由列宁和斯大林锻造成一部国家机器，再经共产国际输入中国。1921年中共建党，背后是莫斯科派来的代表。毛泽东自己说过，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是“送来”的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。

而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，恰恰是中共摧毁得最彻底的东西。

皇权时代，皇帝头上还有一个“天”，要敬天，要下“罪己诏”，有天命，有礼法，有士大夫的谏诤，民间有宗族，有乡绅，有庙宇，皇权不下县。而1950年代初的“土改”消灭了乡绅阶层，1966年开始的“文革”破四旧、砸庙宇、焚典籍、批孔子，连祖坟都被掘开。中共信奉的是斗争哲学和无神论，头上没有天。

所以这场对抗的真实面目是：一个从西方内部生出来的怪胎，在东方夺取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国土和资源之后，回过头来要毁掉西方文明的根基，同时也继续毁灭着中华文明的根基。

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和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，在这场较量中其实站在同一边。对面的，是那个既反西方传统，也反中国传统，归根到底反人类的共产极权。

中共的三条战线

卢比奥在演讲中说，西方留下的真空，有人很乐意去填，西方信心动摇，对手就变得更强硬，靠着西方的软弱积聚自己的财富和权力。

他没有点名。但他所列举的美国对策，夺回关键供应链、再工业化、重建国防，每一条的指向都很清楚——中共。

第一条战线是经济。2001年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西方的设想是用贸易换取中国的自由化。二十多年过去，结果是西方的工厂，技术和就业大规模流向中国，中共则以国家补贴、强制技术转让和产能倾销，把钢铁、光伏、电池、稀土、原料等一个又一个产业链握在手中。

西方得到的是廉价商品和空心化的工业城镇，中共得到的是把供应链变成武器的能力。稀土出口管制一收紧，欧美的汽车厂和军工厂就要停线，这已经不是假设。

就在卢比奥演讲的山丘西南十公里外，是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。2016年，希腊在债务危机中把这座港口的管理局出售给中共国企中远海运，后者如今持有约三分之二的股份。

古代雅典海军的母港，萨拉米斯海战舰队出发的地方，今天成了“一带一路”在欧洲的桥头堡。这种模式并不限于希腊。2017年，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贷款，把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约交给中方企业。

2013年“一带一路”提出以来，港口、铁路、电网和电信网络一个接一个落入中共资本的控制。卢比奥说得很直白：国家利益没有在国际机构面前消失，战争也不会因为人们偏好和平就消失，别的国家仍在武装自己，仍在争夺领土，技术、资源、市场和能源。

第二条战线是扶植极端势力。卢比奥整场演讲唯一点名的对手，是伊朗的激进毛拉。他说那是一种死亡崇拜，把充当自杀炸弹的儿童捧成民族英雄，并特别指出，西方的英雄也肯为信念而死。但西方的英雄不崇拜死亡。

伊朗德黑兰政权的钱从哪里来？2021年3月27日，中共与伊朗在德黑兰签署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。

在美国制裁之下，伊朗出口的原油绝大部分流向中国，美国财政部近年已多次制裁涉事的中国炼油企业。

这笔石油收入，支撑着伊朗政权，也间接支撑着它在中东扶植的哈马斯、真主党和胡塞武装。一个是无神论的极权，一个是神权的极端，意识形态南辕北辙，却有共同的敌人，也有一个共同点：都不承认个人。一个要人服从党，一个要人服从极端教义。这里必须分清，所指的是极端势力，不是伊斯兰文明本身。

第三条战线是话语和秩序。2013年3月，习近平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提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2017年写入中共党章，2018年写入宪法，此后被反复塞进联合国文件。

这个词听上去温和无害，内核却是用一套由中共定义的“共同体”取代以主权国家和普世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让各国在经济上依附，在人权问题上噤声。

卢比奥批评的那种时髦说法，即开明的外交就是把“全球共同体”置于本国人民之前，正好为这套话语敞开了大门。西方交出去的每一分主权，都可能落进一个由极权政权逐步操控的体系里。

三条战线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完整的图景：掏空对手的产业，喂养对手的敌人，再用一套动听的语言改写规则。它要建立的不是共同体，而是一个没有自由，没有信仰，没有个人尊严的世界。

欧洲听得到号角吗？

卢比奥向欧洲发出的，是一份结盟的邀请，但不是旧联盟的延续。他说，重建制度和联盟，目的不是废除成员国的主权，而是保卫它们，国家不必放弃各自独特的身份，才能承认共同利益。

这话是越过布鲁塞尔，直接讲给欧洲各国和欧洲选民听的。他称希腊为模范盟友，举了上个月美国、丹麦与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为例，并指出欧洲国防开支正在承接去年海牙峰会的承诺大幅上升。

欧洲内部的版图确实在变。中东欧国家在苏联阴影下过了近半个世纪，主权是九十年代才拿回来的，对遥远的中心替自己做决定有天然的警惕。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、捷克的巴比什、意大利的梅洛尼，都是主权路线的代表。

这条路并不平坦。匈牙利的欧尔班执政16年，在今年4月的大选中落败，马扎尔5月9日接任总理，新政府正在修复与欧盟的关系。

更大的震动发生在欧盟的核心。德国选择党自今年春天起在全国民调中持续领先，8月一份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为28%，领先联盟党8个百分点。

9月6日萨克森-安哈尔特州选举，选择党得票43.8%，基民盟只有17.2%，投票率77.8%，创下两德统一以来该州的最高纪录。在法国，明年4月就是总统大选，国民联盟在首轮民调中遥遥领先，7月7日巴黎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勒庞的有罪判决，她能否参选尚有变数，30岁的党主席巴尔德拉已准备接棒。

法德是欧盟的两根支柱。这两个国家一旦转向，欧盟是什么样子，就要重新定义。卢比奥说已经看到欧洲从长眠中苏醒的迹象，这话一半讲给现任政府，另一半，是讲给欧洲下一批掌权的人。

不过，政治版图的变化本身并不等于文明的复兴。选票可以更换政府，却换不回血性。欧洲真正的考题是：在摆脱了对布鲁塞尔的依赖之后，是否也有勇气摆脱对北京市场的依赖，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文明付出代价。

决战时刻，每个人都在答卷

21世纪真正的大竞争，是哪一种制度？哪一种价值？能让人保持自由、尊严和勇气。

中国共产极权的全部力量，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：人会因为恐惧和利益而放弃良知。它在中国靠这个前提统治了七十多年，如今又靠同一个前提在世界上扩张，它赌的是西方商人舍不得订单，西方政客舍不得选票，西方民众舍不得安逸。

卢比奥所说的Thumos，正是对这个前提的否定。一个还有血性的人，不会为了安全交出自由，不会为了利益出卖原则。

这股血性并不专属于西方。中国人讲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讲“士可杀不可辱”，讲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它被中共压制了几十年，却没有死。2004年《九评共产党》发表以来，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布的数字，已有逾4.67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这场被称为“三退”的运动没有枪炮，没有街垒，每一份声明都只是一个人在自己心里划下的一条线：我不再属于它。

2026年8月23日，上前法轮功纽约布碌仑游行，声援4.6亿人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（戴兵／大纪元）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雅典山丘上的号角，和中国大地上一份份退党声明，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。文明的兴衰，靠的不只是武器和财富，更靠人心里那股血性，那份对荣誉和原则的坚持。

未来十年，将书写下一个世纪。极权不会自行退场，它只会在人们不再服从的那一刻倒下。对西方如此，对中国人，更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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