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多就该少一点人权吗？

很多人可能没有细想过：为什么一讲到中国人的自由与人权，总有人搬出“中国人口太多，国情特殊，管不了那么多自由”这句话？它听起来平平常常，甚至还带着几分无奈与体谅，可是仔细看，会发现这句话背后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它偷走的，是中国人心里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天理良心。

舜耕历山：人多地少，却因谦让成都会

先说一个很多人熟悉、却很少细想的古老故事。相传上古时候，舜还没有做天子之前，曾经在历山耕田。历山那个地方，人多地少，田界不清，乡里人为了争一亩田、争一条田埂，年年打架，年年结怨，谁也不肯让谁，日子过得又苦又乱。换作今天的逻辑，我们大概会说：这是资源不够、人口太多造成的必然结果，得靠强力手段来管，得划出清楚的界线，得有人来镇压、来裁决，不然这地方永远乱下去。

可是舜没有这样做。他没有下令重新划界，也没有把争抢田地最凶的人抓起来示众，更没有说“你们人太多了，只能少要一点”。他做的事情，简单到让人几乎不敢相信：他自己种田，主动谦让，遇到田界有争议，他就往后退，把好田让给别人，自己种瘠薄的那一块；遇到邻居争执，他不评断谁对谁错，只用自己的行为，做出一个示范——退一步，也可以过日子；让一分，也不会吃亏。

就这样，一年之后，原本零零散散、彼此提防的人家，开始聚在一起住，成了一个聚落；两年之后，聚落扩大成了一个城邑；三年之后，这个原本因争田而终年不安宁的穷地方，竟然变成了人人愿意搬过去住的都会。

史书上只用了短短几个字，“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，可是这几个字背后，是整整一群人心念的转变——从互相提防、互相抢夺，变成互相信任、互相成就。

请注意，历山的人口，在舜去之前和去之后，都没有减少，土地也没有增加，“人多地少”这个客观条件一点都没有改变。改变的，只有一样，就是人心。

舜没有靠强制的权力去解决人多的问题，他靠的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召，唤醒了人心底的善良与谦让。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人多不是道德沦丧、互相倾轧的理由，人心善良，再穷再挤的地方，也能变成安居乐业的都会；人心坏了，再富裕再辽阔的土地，也会人人自危。

雅典梭伦：用尊严化解危机，而非强权

其实，用良善与制度的改变去化解人多地少的压力，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智慧。

在遥远的古希腊，雅典也曾经历过一段因人口稠密、田地有限而引发的深重危机。公元前六世纪初，雅典境内土地本就不多，许多平民一遇到荒年就要借贷度日，还不出债，便只能把自己、甚至把子女典押为奴。

城邦里贫富对立、民怨沸腾，眼看就要走向内战。当时的执政者梭伦，没有选择用武力去镇压愤怒的穷人，也没有用“土地有限，人口太多，大家只能认命”这样的话去搪塞百姓，他做的，是推行一项后世称为“解负令”的改革——废除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制度，让那些被典押的雅典人重新获得自由人的身份，并且修改法律，让更多平民有机会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。

土地依然有限，人口依然稠密，可是雅典并没有因此走向专制与压迫，反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逐渐发展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之一，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典范。

这和舜在历山做的事情，本质上是同一件事：面对资源紧张、人心浮动的局面，不用强权压制民众，而是还人以尊严与信任。

高密度国家的启示：人多亦可享自由

再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人口密度和自由程度之间，其实也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反比关系。荷兰的国土面积不到台湾的1.3倍，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，比中国许多沿海省份还要密集，却是全世界公认言论自由、法治健全、生活富裕的国家之一。

新加坡地狭人稠，人口密度是中国平均值的几十倍，同样没有因为“地少人多”，就把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空间拱手让出。

韩国在战后一度贫穷混乱，人口稠密、资源匮乏的处境，并不比当年的历山轻松，但它没有因此永远停留在威权统治之下，而是一步步走向了今天的民主与繁荣。

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证明，人多从未是纷争与贫困的根源，真正决定一个地方走向安乐还是走向压迫的，是治理者愿不愿意相信人心可以被善意感化，愿不愿意用尊重取代镇压、用制度保障取代恐惧统治。

我们把这些故事放在今天，再回头看看那句耳熟能详的话：“中国人口太多，没办法给那么多自由，只能靠强力手段来管。”这句话听起来，和“人多地少，只能靠划界争斗”是同一个逻辑，把人心的问题，偷换成了资源的问题；把制度该不该让人有尊严地活着这个问题，偷换成了“人太多，管不过来”这样一句听起来很客观、很无奈、却经不起推敲的借口。

舜面对的“人多地少”，难道不比今天任何一种说法都更贴近事实吗？他手里没有户籍制度，没有维稳经费，没有网格化管理，他有的，只是一颗愿意谦让的心。而他选择相信，人心是可以被感化的，人心一旦转变，纷争自然平息，不需要靠强权去压制谁、去替谁决定该拥有多少自由。

党文化如何磨去天理良心

反观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，中共执政几十年，讲的却是另一套完全相反的逻辑：人心是靠不住的，必须靠斗争去改造；良知是靠不住的，必须靠党性去取代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凡是治理不好的地方，凡是自己造成的灾难，中共总能找到一个听起来很客观、很科学的理由——人口太多、地区发展不平衡、国情特殊、历史遗留问题——让老百姓觉得“这就是没办法的事”，从而心甘情愿地放弃追问，放弃质疑，甚至放弃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。

事实上，中国人自古以来，无论信不信教，心里都有一份天理良心，相信善恶有报，相信人与人之间该有基本的尊重与谦让，就像舜对待历山乡邻那样。

可是中共的思想改造，第一件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这份天理良心从人心里连根拔起，因为只要天理良心还在，人就会知道，自己生而为人，本来就该有尊严、有权利，这份尊严不是谁恩赐的，也不该因为“人多”就打折扣。

于是我们才会看到，中共不会直接告诉老百姓“我们就是要专政”，它要说的，永远是一句听起来充满苦衷的话：“不是我们不给，是你们人太多了，给不起。”这类话一讲再讲，讲了几十年，讲到最后，连老百姓自己都信了，甚至觉得，这是懂事理，这是识大体，这是为国家着想。

可是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舜的年代，人心可以被谦让感化，变乱为治；今天的中国，人口比历山那个小地方不知道多出多少倍，人心里的那份良知，难道会比古人更不值得信任吗？不是的，是有一只手，几十年来不断地在磨去这份良知，让中国人渐渐忘记自己心里本来就有一座历山，本来就有能力用谦让与良善，把日子过好。

破除党文化，说到底，就是要把这份被磨去的天理良心，一点一滴地找回来。今天已经有4亿6500万中国人选择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，他们做的，其实就是舜当年做的同一件事——不再相信“人多就该互相争夺、互相压制”这套逻辑，愿意重新选择谦让、选择良善、选择相信人心可以感化人心。

人多并不是问题，丢失了良知才是真正的问题。

舜用三年时间，把一个因争田而终年不宁的穷乡，变成了人人向往的都会，靠的不是权力，是一颗谦让的心。今天，轮到我们每一个人，重新找回这颗心了。